而且，随着社会融资方式的不断丰富与市场化，市场主体可以更加自由地根据自身需求与风险的权衡，选择合理的融资方式，有效改善间接融资占主体的社会融资结构，从而形成层次分明的融资成本结构，在整体上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实体经济成本。
在金融开放性深入的条件下，发达国家QE的进退会对我国的流动性和人民币稳定产生影响，鉴于中国偏向于汇率稳定政策，货币政策独立性势必受到挑战。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货币当局应共同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检测，构建可信赖的宏观审慎监管的制度性框架。
因此我国应该建立金融、外汇、财政、商务等跨部门的联合预警机制，对各种传染性风险做出防控预案，同时做好市场预期引导。无论是量化宽松还是货币政策分化，都可能会加剧资本的频繁流动和汇率波动，对我国的金融安全造成冲击。为了刺激经济回暖，全球主要国家均采取QE、财政政策等刺激手段。过度运用跛脚的偏重总量宽松的政策，不仅不能解决经济结构问题，而且还会带来资产泡沫，金融脱实入虚。从历次美国加息周期来看，美联储此举均会对全球其他市场造成冲击，引发金融动荡甚至危机。
201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大幅波动和资本流出压力阶段性增大就是这种负面冲击的体现。不断累积的货币流动性与持续难改的弱势增长形成了当前全球经济的两个重要特征。结合过去四十余年日元国际化的经验教训，以及过去几年人民币国际化的经历，我们应该再次清晰地看到，人民币国际化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从公投当天市场的实际表现来看，欧元汇率下跌幅度远小于英镑。因为有自己独立的货币和货币政策，又能充分享受欧盟大家庭的好处，所以我们看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英国与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有的经济复苏更快、率先走出危机的国家，英国甚至还要早于美国。英国在缓冲期内须与欧盟相讨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待得到全体27个成员国的同意后，达成协议，再交由欧洲议会表决，得到过半数支持通过才可算得上和平分手。二是成员国货币对ECU汇率以及成员国货币之间的汇率保持相对稳定，这一机制被称为联合浮动或蛇形浮动。
英国退欧在全球的影响尤其是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应该是短期的，不大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与此不直接相关国家股票市场和货币汇率的走势，但是对英国与欧盟来说一定是负和游戏，对英国自身来说受到的损失应该是巨大的。图斯克亦以婚姻来比喻脱欧公投，他称：每一个家庭都知道，离婚对所有人都是创伤。
早前，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表示，如果英国最终选择脱欧，或要花上7年时间去跟欧盟商讨两者的关系。1965年4月8日，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六国签订《布鲁塞尔条约》，决定将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统一起来，统称欧洲共同体。此次公投前，欧元区相关官员就威胁，一旦英国退欧，将把欧元的交易和清算中心转移至欧元区内。不幸的是，两年之后1992年9月，在索罗斯阻击英镑爆发英镑危机后，英镑退出了这一体系。
补充一点，英国退欧主要对英镑汇率产生影响，欧元受到的冲击要小得多，这也决定了美元不可能因此而大幅走强。尽管中国过去几年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是中国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在其他方面的国际影响力，都是出于上升通道。因为此前一些借助伦敦和借助英国而主要业务对象是欧洲大陆的国际性机构，会直接进入欧盟，从而会因为新的投资的涌入，带动就业和带动经济增长。英国本来就算不是欧盟事务的核心国家。
近几年新加入的成员国应该是欧盟大家庭的净收益者，还指望背靠大树好乘凉。对于欧盟的前身欧共体，英国最初的态度是不屑。
欧洲货币体系的两大主要内容是：一是模仿特别提款权（SDR）创建欧洲货币单位（ECU），由共同体九国货币组成的一个货币篮子来定值，每5年调整一次。反观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由于成员国经济水平参差不齐，又实行松散的政府间合作，该联盟很难与欧共体抗衡。
亚洲交易时段的大多数股市也因之出现大幅调整。也正因为这个威胁，在伦敦金融城的主要国际性金融机构今后可能将人员和业务重心向欧洲大陆的金融中心转移。就欧盟与英国的关系来说，应该是英国更离不开欧盟。有人担心英国退欧将对人民币汇率形成贬值压力，以及不利于人民币国际化和中国企业通过英国进入欧洲大陆。世界格局中主要参与者的地位必然是此消彼长的。其他人口较少和经济规模较小的富裕成员国，退欧也不会得到什么好处。
尽管加入了欧盟，但是英国一直比较特立独行。（作者系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研究院副院长、首席经济学家） 进入专题： 英国脱欧公投 欧洲一体化 。
1973年，英国终于加入欧共体。据说，伦敦在全球欧元交易市场所占到的比重接近40%，这要比起17个欧元区国家的总和还要多。
当英国退欧公投计票结果陆续披露，支持退欧票数超过留欧票数且差距逐渐拉大时，在恐慌和投机力量的相互作用下，国际金价短时间内上涨逾100美元/盎司，最大涨幅超过8%，金价一度越多1358美元/盎司，创出两年来新高，汇市方面，英镑兑美元汇率一度跌幅超过11%，最低到1.32美元/英镑一线，创1985年10月以来的最低汇率我们看到，传统的分业监管模式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金融混业的浪潮，诸多失控的创新与风险积累，往往都发生在各监管主体的职能交叉或空白的领域，因此如何构建多方协作监管、统合监管、互助监管的新模式，成为新金融创新时代的重大挑战。
就国际标准来看，这也就是金融市场基础设施（FinancialMarket Infrastructures，简称FMIs），属于当前最重要而且具有挑战性的金融研究领域之一。近一段时间，改革和完善现有一行三会为主的监管模式，成为各界热议的焦点。具体来看，一是需要在政策制定之前加强分析和研判能力，有效度量各类金融风险的水平。虽然各国对PFMI的落实进度并不完全，而且各国法律、法规中的执行细节也有差异，但都在朝着完整和一致遵守PFMI的方向努力，这体现了近年来全球在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层面形成的稳健性、安全性共识。
来源:《清华金融评论》2016年第1期 进入专题： 金融改革 。第二，随着中国金融体系的跨越式改革与发展，各类总量性规模性指标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逐渐在全球都位居前列。
要解决这些矛盾，就需要进一步改善风险数据收集机制，优化量化分析模式，更好、更及时地把握风险，为监管的跟进创造前提条件。对此我们认为，正如经济增长离不开道路、桥梁、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一样，健全的金融体系也与金融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密切相关。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制定十三五规划建议的说明》中指出，要统筹监管重要金融基础设施，包括重要的支付系统、清算机构、金融资产登记托管机构等，维护金融基础设施稳健高效运行。由此来看，未来的金融改革与发展，必须高度关注新技术给金融体系带来的变与不变，更好地认识新形势下的金融深化路径，实现互联网+时代金融运行效率与风险的有效平衡。
再如，在20世纪末期以来的历次危机和动荡之中，国际上许多资产巨无霸式的大银行都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尤其以日本的银行为例。近年来，随着多层次金融市场、多元化金融产品、多类型准金融组织的创新与发展，金融运行中的风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局部风险的积累如果控制不力，甚至可能转化为系统性风险。这些要素正在改变着商务活动的本质和最终用户（end-user）的支付服务期望。这也就是五中全会所强调的共享，即要使个人真正能够充分分享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的成果。
高速传输的数据网络无所不在，计算设备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易于移动，信息处理的时效性不断增强。第二，包括法律、会计、信用等在内的金融基础设施，往往属于软环境的金融生态体系建设，同样也是金融良性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外部保障。
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最后，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是顺利推进金融改革的出发点与前提。尤其在构建这一体系的过渡时期，更需要我国监管部门与境外监管部门进行有效协调合作，共同致力于防范跨境风险传染和放大，努力寻求共同的监管利益所在。
2014年6月国务院出台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其中指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以信用信息资源共享为基础的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与此同时必须注意的是，在这一监管转型的过程中，也不能泛泛地照搬国外经验，围绕金融产品来构建监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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